目前，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和其政治盟友们正在全力推进其1.9万亿美元经济复苏计划，虽然法案已经于当地时间上周末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本周参议院的表决才是真正的考验，也许为了换取通过，法案的规模不得不有所缩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对此深表忧虑，他发文警告说，要解决美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任何低于1.9万亿美元的想法都是不负责任和不顾后果的。与此同时，许多人担心的经济过热，在他看来其实并不成为威胁。以下即斯蒂格利茨的文章。
目前，右翼方面已经提出了他们的异议，担心联邦政府的计划力度过大，尤其是那些旨在帮助失业者、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中产阶层劳动者的内容。甚至，少数民主党人也加入进来，宣称美国经济正在经历V形复苏，而在此背景下，“过度支出”就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失去控制。
比如，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日前就曾经撰文称，如此规模的刺激“将释放出一代人时间内所仅见的通货膨胀压力，让美元价值和金融稳定性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对此无法苟同。国会必须通过这一法案，不然的话就意味着整个美国经济将面对着复苏贫血和不完整的破坏性后果。
毋庸赘言，所有的政策都必须平衡风险，并且做好预案，知道在最糟糕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该如何行事。疫情将全部消失，经济将V形复苏，这种可能性虽然不大，但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我们愿意看到其成为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这些支出确实会导致经济过热。
问题在于，如果这一幕成为现实，一直在通过实时数据密切监控经济走势的联储完全可以采取行动，适时加息。其实加息同样该看作是好事，因为近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真实利率为负数的环境已经使得金融市场受到扭曲，迫使那些渴求收益率的投资者去冒过度的风险。
如果疫情消失，经济迅速反弹，那么联邦政府就将得到一个很理想的机会，去重新结构自己的税务系统——这一任务在疫情和衰退之下是完全不可能想象的。
目前，美国的平均税率实在太低，根本就不足以支撑基础设施、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投资，而后者恰恰是21世纪经济所不可或缺的。我们甚至可以利用税收手段来提高我们经济的整体效率，治理污染，以及阻止那些破坏金融稳定性的过度交易。鉴于美国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均的现状，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强化税务系统的累进性特色，比如弥补各种漏洞，确保来自资本的各种收入——包括资本利得在内——都至少按照劳动所得的税率课税。
我们还有一个理由应该欢迎“过热”的经济——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将那些边缘化的群体拉进经济当中来，帮助缩小已经非常严重的收入差距。因此，我们其实应该祈祷，希望一些人担心的那种强势的V形复苏成为现实。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我们也许还不会用光拜登所希望得到的那1.9万亿美元。毕竟，我们投入失业保险的支出是会自动缩减的。
只不过，从更加现实的角度看来，恐怕疫情及其经济影响要真正得到控制，还需要相当的一段时间。哪怕美国能够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重归正轨，我们的出口也将因为全球经济的低迷而受到削弱——根据一些观察家的计算，这已经使得我们失掉了大约200万个就业机会。许多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都已经一塌糊涂，而各州和地方政府其实也一样，都已经遭受了严重的财政破坏。大家要恢复元气都需要时间，而支出自然会因此受到遏制。
拜登计划当中的这1.9万亿美元大部分都是直接用于针对疫情，以及疫情造成的经济后果的——安全地重新开放学校，向处境脆弱的美国人伸出援手，帮助收入枯竭的州和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奉行的是预算均衡的原则，如果得不到联邦的资金支持，他们就只能削减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投资了，而后者现在恰恰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其实，对他们的帮助工作，原本是疫情刚刚开始爆发时就应该完成的。
政坛风云总是难以预测，也许我们通过这一计划的机会真的只有一次。2008年大衰退期间的教训是必须汲取的。当时，我们许多专业人士都觉得至少也要1万亿美元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奥巴马总统最终签署的法案，规模却只有7870亿美元。结果就是，之后的经济复苏进程是疲软而不均衡的——在复苏最初三年当中，超过90%的新增收入都流入了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腰包。
事实上，美国需要一个更大规模，更合理的计划，但是那时奥巴马政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是不会允许任何真正与经济需求匹配的计划获得通过的，因此在无奈之下只能妥协。
当然，对于任何计划的细节，经济学奖们和议员们都总有争论的空间。也许，那1400美元的刺激支票应该只对收入较低者发放（不过，这会让一些共和党议员变得犹豫，他们曾经在2017年支持主要利好企业和富人的减税法案，现在却在抱怨拜登对中产阶层过于慷慨）。
我个人非常欣赏拜登计划当中强化失业救济的长期性承诺——只要失业率持续高企，这些补贴就会持续发放。这样的保证有助于强化美国人的信心，而更强的信心就意味着更多的支出。我还欣赏另外一个承诺，即，只要疫情衰退持续，联邦政府就会持续帮助州和地方政府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
这些计划都堪称是自动稳定器，稳定了整体经济，自然也就会使得宏观经济表现获得强化。这些安排都可谓是及时雨。没有了这些自动稳定器，一旦经济低迷时期持续时间超过预期，总统就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跑到国会去申请资金，而遗憾的是，立法批准从来都是一个迟缓而充满争论的进程。
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经济低迷周期是有着高度独特性的，完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根本不可能准确预见经济的下一步走势，更不可能准确把握经济复苏所需药物的“剂量”。拜登政府已经对利弊进行了充分的权衡，对于他们给出的“处方”，我举双手表示支持。
当然，和真正优秀的医生一样，我们也必须密切监控病人的情况。也许，拜登提议的1.9万亿美元计划已经可以让经济走向康复，但是也可能，我们将来还必须追加更大剂量的药物。或者，我们可能还需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税率和利率的调整。只不过，无论如何，任何小于拜登处方的用药剂量都是不负责任和不顾后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