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周刊》称，拜登可能会带来一个自罗斯福以来最左倾的政府，但无论政治的钟摆如何摆动，经济有它自己的想法。
我们以史为鉴。
《巴伦周刊》创始人克拉伦斯·W·巴伦一生都在等待卡尔文·柯立芝（美国第30任总统）。这位192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既是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真正支持者，又是一位极其诚实的政治家，相比同样信奉自由放任经济学却丑闻缠身的哈定（美国第29任总统），柯立芝难得把二者结合了起来。
《巴伦周刊》称柯立芝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是“政治和经济常识的彻底性胜利”ーー在他的任期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23.26点上涨至313.86点，涨幅近155%。
八年后，在经历了一场经济灾难之后，美国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左倾，反对柯立芝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上台。《巴伦周刊》当时警告说，民主党人是“公共所有制”(public-ownership)的狂热支持者，罗斯福也的确开创了大政府时代。然而，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内，道琼斯指数从53.84点飙升至185.96点，涨幅为245% ，远远超过柯立芝在任时期的涨幅。
如果要说明总统与其任期内股市表现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时机决定一切。
以赫伯特·胡佛为例，他上任时股市达到了柯立芝执政时期以来的峰值，当股市崩盘后，随之而来的是大萧条。战争和疾病也给其他总统带来过大麻烦，这意味着所有的政府都受制于更大的全球性力量，这些力量往往会破坏即使是最周密的经济计划。《巴伦周刊》曾称赞说，“从来没有哪位总统比胡佛对经济学的理解更彻底”。
但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大萧条如此严重，以至于胡佛几乎没有采取行动的余地，他也因此在之后的大选中输给了罗斯福，让《巴伦周刊》沮丧的是，罗斯福推行的政策后来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包括哈里·杜鲁门和他的“大政府时代”那八年。
但是政治的钟摆最终会摆回来，从那时起，美国政治一直在右派的极端自由放任和左派的大政府之间来回切换。虽然同样是共和党人，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和柯立芝不一样，他任期内标志性的成就是一个庞大的政府计划——州际公路系统。《巴伦周刊》认为他是一个有能力并且正直、能够收拾民主党留下的烂摊子的人。道琼斯指数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内表现也不错，在他任期的头四年里上涨了65%，从288点上涨到475.90点。
市场对约翰·F·肯尼迪的看法也不错，尽管《巴伦周刊》认为他的“新边疆”施政方针其实是在炒“罗斯福新政”的冷饭，“新边疆”的目标是“延长失业补偿金发放时间，援助经济不景气地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截止到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时，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2%，从634.37点上涨到711.49点。照这个上涨速度，如果肯尼迪能任满四年，道指将会上涨41%，达到895.31点。
有时候，总统的意识形态倾向与经济效果没有多大关系。《巴伦周刊》曾称林登·约翰逊是“现代福利国家”的伟大支持者之一，理查德·尼克松“对经济有益”，但事实证明，这些评价并不重要。两人在任时期的经济表现都与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有关（越南战争），在尼克松任期内经济表现还与全球石油危机有关。
1976年时《巴伦周刊》的Up & Down Wall Street专栏作家还将杰拉尔德·福特描述为“最后一位信奉自由放任经济的总统”，而吉米·卡特则是“一位重生的‘新政’拥护者”。但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接过保守派的火炬，推出了一项经济计划，减税并缩减政府开支，并承诺降低“政府监管带来的成本和负担”。
然而，老布什做出的“不增税”的大胆承诺并没有让阿贝尔森信服。(1988年10月，这位专栏作家宣称，如果布什当选总统，他将增加税收。)比尔·克林顿以温和派民主党人的身份参选，在阿贝尔森看来，这只不过意味着他“不想敲富人的竹杠征收重税，倾向于缓缓图之”，而克林顿确实提高了富人的税收。
小布什上任后迅速降低了税率，阿贝尔森在当时的文章中写道，“他的税收措施是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权宜之计”。2008年，可怜的胡佛又被拉回到政治辩论中，当时专栏作家吉姆·麦克塔格写道，“巴拉克·奥巴马对富人增税，将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和中产阶级，看起来他想重蹈胡佛的覆辙。”
《巴伦周刊》对2016年大选的两位候选人没有特别非黑即白的选择。正如《巴伦周刊》在当时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希拉里·克林顿并不是标准的“新政”拥护者，唐纳德·特朗普也绝不是典型的自由放任经济拥护者，他呼吁对中国征收关税，并“坚决拒绝解决不断膨胀的福利成本”。
后来《巴伦周刊》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呢？
《巴伦周刊》在2016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评估了两位候选人在税收、支出、贸易以及其他直接影响市场的问题上的立场”，并得出结论认为，克林顿“是两位候选人中对投资者更友好的一位”。
事实证明，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投资者的收益也还不错，即便是在疫情期间，股市也创下了纪录。现在，乔·拜登可能会带来一个自罗斯福以来最左倾的政府。
钟摆再次摆动起来，经济是否会在意谁当总统还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