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候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任命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作为下一任财政部长的决定对美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个好消息。
自大选落幕以来，特朗普花费了数周的时间去散播选民欺诈谣言，还说服了他所属党派的大多数成员去听信这些谎言，从而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修复这些损害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加剧了美国各项问题的情况下。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人具备比耶伦更高的才智、经验，价值观和人际交往能力来应对当今的经济挑战——我俩在她1960年代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就相识了。
耶伦的首要议程是从疫情中实现经济复苏。
随着多款疫苗有望面世，当前的任务是建立从眼下到后危机经济的桥梁。现在再谈论“V形复苏”为时已晚，许多企业已经破产，而在随后几周和几个月中还会有更多企业破产；家庭和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也都日益空虚。更糟糕的是新闻头条中的数据可能掩盖了危机的深度。
疫情对那些居于收入和财富分配金字塔底层的民众造成了巨大伤害。那些被政策免于强行驱逐和没收抵押房屋的人仍在逐步滑向债务的深渊，并可能很快面临重大清算。
如果我们的总统和国会能在五月意识到新冠病毒不会自性消失的话，当前的前景将会好得多。由于当时未能出台强有力的初期支持计划，导致了本可以避免但如今已是难以扭转的经济损失。
餐饮业和旅游业的崩溃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教育机构——特别是许多高等教育机构——受到了严重打击。受到相关预算平衡法规约束的州和地方政府如今都面临着收入暴跌的局面。在缺乏联邦援助的情况下它们只得大幅削减就业和公共计划，进而削弱整个经济。
美国迫切需要一些专门针对最脆弱家庭和部门的大型救援计划。由于救援不足反而可能产生的巨大成本，因此不应将增加支出所产生的债务视为障碍。此外由于利率接近于零并且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维持类似水平，偿还新债务的成本将非常低。
此外，通过将经济置于更加可持续、更具弹性和基于知识的基础上，许多必要的复苏计划都可以被设计去服务多个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会，但是提供更多支持的经济理由是明确的，而耶伦也具备充分的能力去予以表述。
此外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全球复苏。在这方面新总统将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呼声支持发行高达50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下的超国家货币），这也会对许多陷入困境的经济体大有裨益。
特朗普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过去阻止了这一选项，如今应该将其置于议程的首位。
此外，由于许多国家很快会面临无法偿还自身债务的状况，因此迅速而深入的重组将极大地帮助这些国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拜登政府应明确声明坚持主权豁免的基本原则符合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这一原则在2015年也获得了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背书。
债务重组对于全球复苏很有必要，也是一项人道主义工作。如果说有什么时候可以适用不可抗力的原则，那就是现在了。
恢复多边主义也将有所帮助。在过去的四年中，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无数的冲突使得全球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显然既不利于生意也不利于投资。
因此美国恢复到正常状态——例如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并与世界贸易组织再次展开接触（并批准其上诉机构重新任命法官）——将极大有助于各界恢复信心。
但是恢复正常状态并不意味着要恢复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经济框架下的贸易以及许多其他方面，我们都需要重新审议和改革政策议程。目前虽不清楚拜登将沿着这条路线走多远，但我们至少可以确信新政府将不会采纳支撑特朗普一切所作所为的零和逻辑。
确保全球稳定将需要在抗击气候变化，流行病和许多其他威胁方面开展深入合作。而挑战则在于必须在找到相应方法的同时保持对我们价值观的全面和明确承诺。尽管特朗普严重破坏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但这方面的裂痕在他上任之前就早已显而易见了。
毕竟，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使新自由主义及其无约束放宽管制理念声名狼藉。随后的欧元危机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紧缩政策是行不通的。我们近年所见的增长放慢，不平等加剧以及所有社会和政治后果显然都是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
如今这场疫情则展现了一个完全缺乏抗冲击能力的经济以及一个无力有效应对危机的国家，也为新自由主义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
耶伦可以提供必要的领导才能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疫情后世界。如果想要实现这一点，一种靠牺牲多数人利益来为少数派服务的意识形态必须让位于基于民主价值观和共同繁荣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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