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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拜登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也不过只有大约半年时间，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必要的经济政策机制转换，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完成这转换前半段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在大选当中击败的前任特朗普。纽约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撰文指出，虽然拜登政府在诸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比前任高出一筹，但是他们所选定的，继承自前任的大方向本身就决定了这条道路充满风险。以下即鲁比尼的评论文章全文。
现在，拜登政府已经走马上任半年有余了，大家也有了充足的证据，可以将新政府的经济主张与特朗普政府，以及再之前的各届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做一番比较了。
结果就是，人们会得出一个奇特的结论：所谓“拜登主义”与其说是拜登曾经担任副总统的奥巴马政府主张的延续，倒不如说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翻版。在特朗普任内兴起的新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到了拜登这里更是被发扬光大，这就使得拜登政府迥然不同于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至奥巴马的历届政府。
在选举当中，特朗普高度强调被抛下的白人蓝领劳动者的关怀，以民粹主义的姿态脱颖而出，而真正当上总统之后，他所执行的其实更像是一种财阀统治——降低企业税，进一步削弱劳动者与资本抗衡的能力。不过即便如此，他的政策日程当中还是包含了一些真正的民粹主义元素，这一点与之前几十年时间当中共和党政府倾向于大企业的政策取向对比，显得尤其明显。
虽然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各自都有其独特之处，但是整体而言，他们的在关键性经济问题上的基础定位都是一样的。比如，他们都提倡贸易自由化，都喜欢强势美元，将其视为降低进口价格，支撑工薪阶层购买力的手段，也希望藉此可以缓解收入和财富不均的问题。
这些前任政府都高度尊重美国联储的独立性，支持联储为了履行确保价格稳定使命所做的工作。这些政府在财政政策上也都懂强调适度，能够尽量储存财政盈余（而不会因为盈余就诉诸减税或者增加支出），作为应对未来经济低迷的本钱。最后，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对大科技公司、大企业和华尔街的态度都相对温和。他们都在商品和服务领域奉行减轻监管的导向，为今天企业、科技和金融领域寡头权力集中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些政府具有相对连续性的政策，再加上贸易自由化和科技进步，以及劳动者在总收入份额当中占比的不断下滑，就造成了贫富不均的日益严重。虽然因为监管放松，企业的利润会变得更加丰厚，消费者也可以因为低价格和低通货膨胀的缘故获得一定的好处，但是那些都只是副产品而已。
总而言之，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他们的经济政策主张本质上都是新自由主义，体现了他们内心深处对所谓涓滴经济学的虔信。不过，到了特朗普时代，经济政策就开始向着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方向转变，而到了拜登时代，这些转向终于彻底成型。
虽然说起来，特朗普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的极端立场和行为广为人知，但事实就是，拜登也在推行类似的民族主义的、内部导向型的贸易政策。他保留了特朗普政府针对许多其他贸易伙伴设立的关税政策，而且还推出了更加严格的“购买美国货”的采购政策，以及让制造业重归本土的经济政策等。
同理，虽然拜登并没有像特朗普那样公然表达对弱势美元的强烈要求，也没有像特朗普那样恫吓联储，要后者为自己政策创造出的巨额预算赤字埋单，但是新政府所贯彻实施的种种政策同样需要获得联储更加密切的合作。事实就是，美国即便法理层面还没有，但是至少在实质层面，已经进入了一种永久性债务货币化阶段，而这一阶段正是由特朗普和联储主席鲍威尔最初启动的。
在这种新的安排之下，如果通货膨胀只是小幅上扬，则联储就将选择所谓“善意忽略”的立场，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就必须选择收紧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而后者必然导致市场崩盘和严峻的衰退。这一看似微妙的改变，其实也标志着美国联储当前的政策立场已经与1991年至2016年间迥然不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还有，考虑到美国正经历着巨大的双赤字——财政预算赤字加上经常账赤字，拜登政府其实已经放弃了对强势美元政策的寻求。虽然他们没有像特朗普那样公开鼓吹弱势美元的“好处”，但是他们其实非常乐于看到美元贬值的一幕，因为这可以帮助重塑美国的竞争力，以及降低不断猛增的贸易赤字。
为了扭转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日益严重的势头，拜登选择了进行财富大规模直接转移的政策，减轻了诸如劳动者、失业者、半失业者和其他低收入群体的税务负担。需要再度明确的是，这一政策转向其实同样开始于特朗普的时代，比如2020年3月的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以及12月的9000亿美元刺激法案，都是特朗普签署生效的。在拜登任内，美国又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而且新政府目前还在酝酿各种新的大规模之处计划，其总规模可能达到4万亿美元。
虽然拜登在税务政策方面表现得要比特朗普激进得多，但是，新政府想要真正增税，其能力其实是颇受限制的。因此，拜登任内大概率会像特朗普任内一样，庞大的财政赤字将再次主要由举债来支撑，而后者又将由联储被迫诉诸长期的货币化操作来解决。
在引导公众对大企业和大科技公司的情绪反弹这方面，拜登也是延续了特朗普的方针。现在，拜登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覆盖了反垄断行动、监管方针调整，以及最终的立法层面，去控制企业的权力。在所有的具体行动当中，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将以前归属于资本和利润的部分拿出一些来重新划拨给劳动者和薪资。
总之，迄今为止，拜登的经济政策日程都带有浓厚的新民粹主义色彩，这些政策与其说是他所曾经辅佐的奥巴马的延续，还不如说是他在选举中击败的特朗普的翻版。只是，这一经济主张大方向的改变，其实并不值得吃惊。历史已经证明，每当贫富差距变大时，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家，几乎都会变得更加富有民粹主义色彩，因为如果他们无所动作，则日益强化的贫富不均问题最后就会变成社会不安的源头。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经济政策的钟摆从新自由主义摆向新民粹主义的方向，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只不过，这种转变虽然在为政者的立场看是必要的，但是也有其自身特定的风险。大规模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债务就意味着联储将坠入债务陷阱。还有，去全球化、社会老龄化、移民限制、压制企业部门、网络攻击、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病毒疫情等等因素都会对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处境将变得非常脆弱。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许可以帮助提升劳动者当下在全民收入当中所占据的份额，但是长期角度看来，这一因素却可能导致高通货膨胀，甚至是停滞膨胀（如果供应面遭到重大的打击）。如果旨在减轻贫富不均的政策，最终导致了私营和公共部门债务不可持续的增长，那就将为我在今年夏季警告过的停滞膨胀债务危机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