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财联社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执政近6个月来，华尔街对民主党的一个关键竞选承诺——增税实施的可能性和影响仍存在分歧。
尽管拜登及其内阁在说服外国合作伙伴支持全球最低企业税税率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拜登团队似乎在2020年竞选期间承诺的那种全面税制改革方面没有往前推进。
在拜登税收计划的一系列政策中，包括了将国内企业税率从21%提高到28%，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7%提高到39.6%。白宫还希望将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的资本利得税率从目前的20%提高到39.6%。
但随着共和党坚决反对增税，以及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现在增税可能会危及经济复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政府税收计划的前景在最近几个月变得更加黯淡。
负责税务问题的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周三预测，就全球最低税率达成任何国际协议都需要数年时间，且国会将拒绝总统乔·拜登设想的增税数字。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共和党负责人Kevin Brady对媒体记者表示：
“这远非定案，我认为这还需要几年时间。而且我相信国会将拒绝任何让外国公司和工人比美国公司更具优势或放弃美国税基关键部分的税收协议。坦率地说，我们将需要这些税基支持我们自己的政府服务。”
曾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担任财政部官员的Tony Fratto表示，短期内进行大规模税收改革的可能性似乎降低了。
“我不想说这场斗争已经结束，因为我知道仍有支持者。但我认为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在企业方面，在走出我们所处的经济形势后，你可以有理由说，你不希望阻碍经济恢复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因为相对于新冠肺炎爆发前，仍有数百万人失业。”
不仅仅是政府官员，华尔街对增税一事也颇有分歧：
贝莱德：可能适度增税
公平地说，税收改革缺乏进展，并不一定是因为拜登政府缺乏努力。对共和党人和一些经济学家来说，任何有关提高国内企业所得税的提议都是不可能的。他们说，现在经济复苏还为时过早，还不能要求美国企业向政府缴纳更大比例的利润。
这一反对意见对民主党构成了重大障碍。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微弱多数，在参议院与共和党的支持率是50%对50%。
尽管出台了1.9万亿美元的新冠救助法案，1.2万亿美元的实体基础设施计划，以及另外1.8万亿美元的家庭、儿童保育和带薪休假计划，但拜登政府迄今未能实现其税收提议。
参与两党基础设施谈判的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Mitt Romney上个月对记者说，增税“不在讨论范围内”。
“乐观派”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6月底对客户表示，仍预计拜登政府将提高部分税收，以帮助抵消创纪录水平的支出。
贝莱德北美高级策略师库尔特•雷曼（Kurt Reiman）上周表示：
“尽管前景不确定，但企业税的走势会更高。我们认为，民主党人将利用夏季和秋季的这个开放窗口，在中期选举竞选之前，推进他们的立法议程。”
关于具体影响，贝莱德的经理人警告称，如果实施28%的拟议企业所得税税率和21%的全球最低税率，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在2022年可能会下降多达7%。
雷曼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虽然民主党可能会设法提高税率，但上调幅度将比拜登最初的提议要小。举例来说，他们指出，拜登愿意考虑将企业最高税率更温和地上调至25%，这是关键中间派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所支持的。雷曼说：
“如果这些计划要在参议院得到一致通过，就需要通过提高企业税率，甚至个人税率来为这些计划提供资金。”
摩根大通：拜登做不到
华尔街另一派则对拜登能否为提高税收争取到足够的支持持悲观态度。
摩根大通股票策略团队周一对客户表示：
“我们不相信美国政治会从绝对角度伤害美国股市，就好像拜登不大可能就税收/技术监管问题提出一些潜在的市场不友好建议。但相对而言，投资者情绪可能受到影响，因为其中一些政策存在重大舆情风险。”
对Fratto来说，考虑到当前借贷的成本是如此之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关于如何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紧张谈判几乎毫无意义。他说：
“长期以来，借贷成本一直很低。它现在非常便宜，不清楚这种情况是否会改变。当你没有债务成本持续增长的压力时，（有关增税）争吵变得非常困难。”
由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世界各地对美国债券的强劲需求，美国债券的利率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下降。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在2000年曾超过6%，而在20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1%以下徘徊。
不过，Fratto并不是唯一一个看到主权债务市场潜力未被开发用尽的人。
花旗集团（Citigroup）策略师维克拉姆•拉伊（Vikram Rai）几个月来一直在介绍奥巴马时代一项名为“建设美国债券”（Build America Bonds）的吸引力。这些特殊的、应纳税的市政债券，虽由州和县发行，但利息成本由联邦政府补贴。
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首次推出这种债券（即BABs），为资本项目提供资金，并在美国走出大衰退之际重振经济。Rai指出：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人们一直在说，我们需要为（刺激计划）买单。否则，债券利率将飙升，或出现通胀。不管会导致市场上国债饱和的上限是多少，我们还没有发现。而我们似乎离它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