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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时起，我的乐趣就是喜欢观察存折上打印的钱数一点点变多。所以我总是缠着父亲并央求他：“给我点零花钱吧，再给我点零花钱嘛。”不过，我对于金钱的渴求，可不是因为想要买什么，而是打算把它们全都存起来。每次一拿到零花钱，我就拔腿跑到银行，把钱存到我的账户里，然后就一遍又一遍地欣赏着存折上的余额。
那时候，我还非常喜欢逛百货商场。当然了，这既不是为了跟大人撒娇要个玩具，也不是为了用攒下来的零钱买些什么。到了商场里，我会仔细观察各类商品的价签，还不停地嚷嚷：“这个卖贵了!那个倒是挺便宜!”那时的我，对商品本身没有什么兴趣，反而更关心商品的价值—那时的我的确是个有点不同寻常的孩子。
我的父亲是一名投资家。他经常对我说：
“金钱是很害怕寂寞的。它们希望能够在一起玩耍，所以会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同一个地方。”
听了这话，幼小的我在心里默默盘算：“这么说来，攒下的钱越多，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了!”因此，我开始尽可能地攒钱。
到我上大学为止，父母每年都会给我11万日元，但这些钱都以我的名义购买了股票。为什么是11万日元呢?这是因为，当时赠与数额若在10万日元以下，是不需要缴纳赠与税的。也就是说，如果赠与额是11万日元，则需要缴纳1000日元的赠与税，这就会有纳税记录。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将来有一天，如果想要证明这些财产是我的，手续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我记得，父母给我的钱都加起来一共有200万～300万日元，而购买的股票价值，则涨到2000万日元左右。这些股票包括三井不动产、近铁等，直到今天，我的零股复印件还和当年那些赠与税的纳税证明一同保存着。
股票的买进和卖出，并不是我自己做主的，甚至我从来都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意见。父母的目的是为了再以我的名义购置一套房产。1980年，父母买下了港区高轮的Paircity Renaissance公寓。那时候，卖掉股票赚的钱就派上了用场。当时，那里是东京的顶级公寓，还带有网球场。新婚燕尔的山口百惠夫妇也住在这里，我还时常和他们打招呼。
人生第一次独立炒股，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将一叠绑着封带的钞票放在我面前，总共是100万日元。父亲对我说:
“世彰，你总说想要零花钱，现在我给你100万日元。不过，这可是到你大学毕业为止所有的零花钱。你想拿这些钱做什么?”
我从未亲眼见过那么多的钱，不禁兴奋异常。但是，我还是先让自己冷静下来，计算了一番，接着对父亲说：
“爸爸，到我大学毕业，还有14年，100万也太少了吧!现在离我上大学，刚好是10年，平均一年是10万。所以，把这些钱当作我上大学之前的零花钱好不好!”
就这样，我一次性预支了到上大学为止所有的零花钱，拿到了100万日元现金。于是，我将这100万日元当作本钱，开始炒股。我先拿出50万日元，以每股二百几十日元的单价，买入了2000股札幌啤酒的股票。可以说，这是我投资生涯的第一步。为什么会选择札幌啤酒呢?理由说起来有点单纯，其实就是因为我父亲最爱喝札幌啤酒。
证券公司的一切手续，都是我托母亲办理的。至于我，每天都会在报纸上研究当天的股价，也开始读一些经济领域的新闻报道。札幌啤酒这只股票，我大概持有了两年多，利润大约在10万日元左右。在那之后，100万日元的本钱，也一直是顺顺利利只赚不赔。
高中时，我买入了一家叫作同和矿业的庄股。那时，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黄金价格刚刚开始上扬。同和矿业拥有自己的金矿，我心里盘算，如果黄金价格上涨，那这家公司的股价八成也会涨上去。于是，我用400日元左右的价格买入2000股该公司的股票，一共花了80万日元。
之后没过多久，同和矿业接连涨停了好几天，每天都能上涨100日元左右，一天的账外收益就有20万日元。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每天都沉浸在观察K线图的乐趣之中，久久不能自拔。
同和矿业的股价连续涨停了一周，最高时竟然达到900日元一股。但是，我没有下决心在最高点果断出手。之后股价急速下跌，我只好在700日元左右时抛出，结果收益达到60万日元。抛出的那一刻，我切切实实感到—股价就像过山车，股票随时要人命。赚到了钱，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懊悔极了，痛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在900日元的最高点离场。父亲过去经常这样说，我深以为然。
“开始涨价的时候买入，开始降价的时候卖出，但是不要妄想能在最低点买入、最高点卖出。”
我最为尊敬的投资家，便是我的父亲。我所有的投资哲学，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开始涨价的时候买入，开始降价的时候卖出”，这句父亲的教导，到现在还都是我投资生涯的座右铭。
父亲是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出生的，当时是被作为日本籍对待的。条件富裕的台湾家庭，大多会把孩子送到日本去留学，父亲也走了这样一条路。父亲从初中起就在日本留学，上大学之后才回到台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被征兵入伍。他能熟练使用中文和马来语，所以先后被送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日本战败后，父亲成了俘虏，被关押在新加坡的樟宜监狱。之后，好不容易乘坐复员船到了日本，刚一下船，就被日本政府取消日本国籍遣送回台湾。
20世纪50年代，父亲再一次去了日本，与我的母亲相识结婚，取得了日本国籍。之后，父亲利用自己在台湾与东南亚建立的人脉，开始在大阪经商，涉足贸易领域。
父亲在大阪创建了总部，还在东京设立了分公司。同时，在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也设有办事处。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最多的时候雇用了50多名员工。但是，父亲似乎并不是一名合格的企业经营者，总是犯一些不该犯的错误，曾经就发生过员工携公款出逃的事情。到了20世纪80年代，父亲已经对经营企业感到心灰意冷，逐渐把事业重心转向了投资。
我小学四年级时，家里雇了一位保姆，老家是三重县松阪市的。每次她回老家，我们总是会托她买一些和田金地区的松阪牛肉回来，这种牛肉算得上是日本最好吃的牛肉了。有一天，父亲把我和哥哥叫过去，对我们说：“我这回托阿姨买了好多好多松阪牛肉，你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吧。不过，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爸爸要赌上一把，如果输了，这么贵的肉可能就再也吃不到了。”
那一次，父亲的赌注全部压在了香港制作塑胶花的企业上。那时，香港生产的塑胶人造花，被称为香港塑胶花。父亲投下了一生中最大的赌注—一笔巨额资金。
大概一年之后，父亲带我去香港，一起参观了他所投资的那家香港塑胶花工厂。当地的投资伙伴开着两辆崭新的奔驰到机场来迎接我们。看到那一幕时，就算我还是个小孩子，也明白父亲的投资应该是成功了。到工厂后，我发现厂房里面充斥着化学制剂的味道。在里面待了还不到10分钟，我就开始头晕目眩，可是工人们却要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工作就是好几个小时。仔细一看，我发现那些工人竟然和我年纪相仿，都是差不多十几岁大的女孩子。
一旁的父亲正在洋洋得意，因为他给儿子展示了自己的成功之道。可我却对他说：“爸爸，让那些女孩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简直太可怜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太过分了!”
事到如今，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父亲的样子。他一时哑口无言，好像显得十分闷闷不乐。在那之后不久，父亲就把工厂卖掉了，好像倒也赚了不少钱。此后，香港塑胶花行业重组，世界顶级富豪李嘉诚先生将20余家中小企业进行整合，结束了之前香港塑胶花的战国时代，并借此获得了巨大利润。
如果那时父亲继续持有那家公司的股票，恐怕也是财源滚滚了吧。我还记得，后来父亲每每对我说起：“都怪你小子和我说那些没用的话，害我成不了大富翁!”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充当父亲的跟班，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陪他周游了夏威夷、洛杉矶、新奥尔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城、纽约等地。这些地方都有父亲的朋友，我们出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与他们探讨投资的可行性。其中一个投资方案，是在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附近的池塘里养殖小龙虾。我们去当地考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被招待到池塘附近的一座大房子里，池塘老板和他的家人聚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小龙虾。小龙虾煮得通红，装了满满一大桶。
我从来没有吃过，偷偷斜眼看着一旁的父亲，他和大家一样，吃得正欢，可是我连伸手去拿的勇气都没有。“闭上眼，咬一口!”父亲在我耳边小声叮嘱着，我只好硬着头皮尝了两口，可是根本没觉得好吃。
回到下榻的酒店后，我对父亲说：“明明一点都不好吃，竟然还能吃那么多，服了您了!”
“想要投资，首先要取悦投资对象，”父亲如是答道。
那一次，我的投资哲学又多了一页，尽管最终的结果是不投资小龙虾养殖。
抵达纽约之后，有人问父亲对歌手史蒂夫·旺达(Stevie Wonder)的房子感不感兴趣。那座房子位于纽约隔壁的新泽西州，四周是一片广阔的树林，我们还去那里参观了。看样子，父亲好像很想买下来。可是就在同一时期，我们买下了前文提到过的东京高轮的公寓，于是就没有再买这处的。之后出现了泡沫经济，高轮的公寓价格一度炒到了最初的10倍。不过，现在已经回落到了原始价格。而新泽西的宅子，一开始的10年之间并没有怎么涨，但是据说现在已经涨到了原来的30～50倍。该建筑本身设计得十分精巧，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与父亲朝夕相处的三个星期的旅行，过得别提有多刺激了。我恨不得马上就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投资家。可父亲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你应该了解一个国家是怎样运作的，所以一定要成为一名政府官员。”
最后，我听从父亲的建议，做了16年公务员。到了1999年，我将近40岁时，才又重新回到了投资家的轨道上。
大学毕业后，我供职于通商产业省。在日本，所谓的政府官员，其实就是国民的公仆(civil servant)。公仆的工作，就是为改善民众生活而鞠躬尽瘁。为了国家，为了民众，在通商产业省的16年间，我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将来的日本，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为了实现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微观层面，我深感公司治理机制是必不可少的，相对于有关规则的制定者，更需要这些规则的实操人。因而，我在即将迈进40岁行列之前，建立了村上基金。
资金对于企业来说，就如同人体内的血液一样重要。血液循环不畅的话，会危害到整个机体的健康状况。无论是一家企业为了进一步谋求发展而开展投资，还是投资人将资金投向一个新兴行业，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一条牢固流畅的资金链。尽管如此，在日本的上市企业中，还是储存着大量没有用武之地的资金。
只要能够灵活运用这类闲置资金，就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在此意义上，作为股东参与到公司治理之中，促使闲置资金流动起来，这就成了一个正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希望穷尽一生去为之奋斗的事业。
投资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回到这个根本问题上来。投资，就是基于对某一项目将来可能产生利润的期待，对其投入资金(或是人力资源)。当然，投资一定伴随着风险。不得不承认，一部分投资项目之中的风险与利润并不相符。寻找到利润大于风险的投资项目，这就是投资家的工作。
我个人将风险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称为“期待值”。如果期待值不高，就没有投入资金的必要。出色的投资家必须能够对这一点进行精准判断。做出判断时，不仅需要掌握具体数据，还要考虑投资对象经营者的资质如何，行业现状如何。投资之中具有各式各样的影响要素。
父亲不仅传授给我许多投资哲学与经验，还为我建立了宝贵的人脉网。2009年，父亲永远离开了我。当时，我运营村上基金，已经算是小有名气，能够操控4000多亿日元的资金。可是父亲躺在病床上，直到闭上眼睛为止，还一直对我说：“投资的世界里，我才不会输给你小子。”
如今，我居住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与父亲缘分颇深。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父亲每年都要在新加坡住上半年时间。他还担任了新加坡第二大财团丰隆集团的外部董事，与集团一道在亚洲各个地区开展投资活动。
丰隆集团创始人郭芳枫，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而现在，我的家庭和他儿子郭令明的家庭也结为至交。2006年我锒铛入狱，日本各大周刊杂志纷纷奔赴到新加坡采访令明兄，他毫不避讳我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回答道：“我们从上一代起，就已经亲如一家。”这句话，对我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我认为，能不能具备投资家的资质，三分看遗传，七分靠经验。我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了三成的优秀基因。我从小就对数字很敏感，也一直自认为拥有投资方面的良好判断力。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我所积累的经验，也大多是因父亲而得。这更令我感受到，是父亲一手将我培养成了投资人。作为投资家的后人，我也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名投资家。
设立村上基金后，我成了知名的基金经理。与此同时，我逐渐深刻地意识到，我其实是一名落后于时代的投资人。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迎来了IT大潮。虽然IT产业不具备有形资产，但其股价前景被业界十分看好，理由是IT具有巨大潜力。可是IT的世界，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张白纸。无数商业计划上都写着“营业额每年翻番”“虽然前期亏损，但10年后能够获利1000亿日元”等，而对于这些，我实在不具有判断风险的能力。因此，对于IT行业的投资，我一直裹足不前。
我的投资模式简单至极，是彻彻底底的价值投资，我的投资对象是市值总值低于其拥有的资产的企业，然而，这样的企业大多数都在经营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当我以股东的身份要求经营者推行改革时，总会有人批判我的公司是“秃鹫基金”。
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尽管我努力了很多年，希望能够得到业界的理解，但我是个急性子，当他人不能理解我的想法，或是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时，我就会变得十分焦躁，不经意间就掐头去尾，有失礼数地单刀直入了，而且语气也变得不那么柔和。虽然我的初衷是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但常言道“好话也要好说”，我的交流方式实在太过于笨拙，导致自己至今在市场上还是形象不佳。
我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又曾经在政府工作过，自然希望世间万物都按照规则运行。同样，我认为不遵守公司治理这一经营原则的企业就没有存续下去的意义。但是，如今的日本社会，却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蠢蠢欲动。因而，我希望能够改善这一弊端，促使日本社会做出改变。
如果想在政府里改变社会，那么只需要制定法律和制度即可。但那些事，即使不是我，换作别人也并非不可。最近，以衡量企业收益能力的ROE(净资产收益率)为指标的经营模式，在日本逐渐成了主流。重视ROE的经营理念，这在美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而在日本，首次真正推行这一模式的人就是我，这令我感到无比自豪。当然，制定具体相关制度的，是我的通商产业省时代的年轻后辈了。
相对于制定规章制度，我更愿意作为实际操盘手来改变日本。因为即使制定出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当今日本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付诸实践。我想，这才是只有我才能胜任的工作。于是，我离开通商产业省，设立了村上基金。
